先来看一个生活中常见的案例：
一位妈妈带孩子去商场，挑衣服的功夫，发现孩子不见了。
妈妈放眼搜索，没见那小小的身影，开始着急，开始叫他的名字，开始寻找，找了很久（可能也就短短的几秒钟）没找到。
一阵恐惧袭来，妈妈的脑中充满了种种可怕的念头：孩子会不会被人拐走？孩子会不会从扶梯上掉下来？如果孩子找不到了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
在妈妈胡思乱想，急得眼泪在眼眶打转的时候，发现孩子在抓娃娃机前正痴迷地两眼放光。
妈妈提到嗓子眼的心一下子回到了胸膛，大大松了一口气。她对自己说：“谢天谢地，孩子安全无事。”
接下来，她轻轻走到孩子身边，紧紧把孩子拥进怀里，柔声说：“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刚才没看见你，我吓坏了。”孩子见到了妈妈，也很开心。
这个画面是不是很温馨？很圆满？
但是，这只是我们臆想出来的理论上的画面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更多的妈妈是这样的：
一个箭步冲上去，用愤怒的声音大声说一些诸如
“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省心啊，跑丢了怎么办？”
“我没告诉你要紧跟着我吗？”
“你再这样乱跑的话，以后不带你出来了！”
“你怎么那么笨啊，跟都能跟丢！”之类的话。
妈妈担心孩子的安全是不是真的？是。
妈妈找到孩子后的安心是不是真的？是。
妈妈的愤怒是不是真的？也是。
但是，妈妈的初始情绪并不是愤怒，而是恐惧——担心孩子的安危，害怕孩子出什么差错。
找到孩子后，恐惧才转化为次要情绪——愤怒。
愤怒几乎总是会转化为“你——信息”，对孩子做出评判、责备与威胁：
“（你）不省心”和“（你）笨”是评判；
“你跑丢了怎么办？”和“没告诉你要紧跟着我吗？”是责备；
“再乱跑，以后不带你出来了。”是威胁。
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托马斯∙戈登把这种“愤怒”定义为故意作出的姿态，目的是表达责备、惩罚，或者让孩子接受教训，因为他的行为引起了另一种情绪（初始情绪——恐惧）。
他说，每次当你对另一个人感到生气，你都是在演戏，扮演一个角色来对另一个人施加影响，让他看看自己干了什么，让他从中接受教训，希望他从此不再这样做。
案例中，妈妈的愤怒是为了“教训”孩子，希望他以后不要乱跑。
但孩子接收到的信息，却是责备与惩罚——一种很不好的体验。
2
“我——信息”会怎样表达呢？
如案例中，“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刚才没看见你，我吓坏了。”
孩子的第一感觉是，妈妈很高兴看到我（我对妈妈很重要），第二感觉是，我不见了，妈妈很担心（我对妈妈很重要）。
当你感觉到，你对某个人很重要的时候，大概率不会让对方失望。孩子也不例外。
由于孩子的理性脑尚未发育成熟，起作用的基本是感性脑。
所以，感觉就显得尤为重要。
每个孩子都会有让父母难以忍受，甚至崩溃的行为或时刻。
想象一下，你在单位忙碌了一天，还与领导发生了不愉快。你心烦意乱回到家，想安静一会，不被家务和孩子烦扰。
刚进家门，孩子的笑脸短暂治愈了你。随后，你坐在沙发上休息，孩子在沙发上跳来跳去，不时扯你的衣服、揪你的头发，你刚刚平静的心更烦了。
你忍不住冲孩子吼道：“你能不能安静一会？别跳了行吗？你这样子真的很讨厌！”
“你——信息”：责备、评判。
同样场景，换成“我——信息”：我工作了一天，累了，想休息一会。你在沙发上跳来跳去，我没有办法休息。
一般情况下，孩子会停止自己的行为，去玩别的游戏。
对于太小的孩子，最直接的做法是，把他从沙发上抱下来，给他一些积木或其它他喜欢的玩具。（抱下的动作，是在告诉他，不可以在沙发上跳，你可以搭积木或玩玩具。）
当家长用真诚的态度表达自己的需求与感受时，孩子会逐渐学会理解父母，从而理解他人。
对于青春期的孩子，“我——信息”尤为重要。
有人形容青春期的孩子是“行走的炮仗”，浑身长满刺，说一句顶十句。其实，孩子的反应与父母的态度息息相关。
例如：14岁的男孩，总是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，音乐声音开得很大、很吵。
“你——信息”：你把声音关小点，听见了没？耳朵聋啊，吵死人了！
“我——信息”：音乐的声音太大了，我忍受不了了。我希望家里能安静一些。
前者表达的是命令和责备，得到的反馈是置之不理，甚至故意把声音调得更大。
后者表达的是情绪和感受，得到的反馈是调低音量，照顾到父母的需求与感受。
孩子与成年人不同，他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其他人造成什么影响。如果得到真实有效的反馈，他们通常愿意调整自己的行为，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。
但是，责备与惩罚的话语，只会让孩子坚守自己的行为，一是捍卫自己的尊严，二是出于防御的本能。
作为父母，我们并不想天天上演“亲子战争”，想要和平相处，先从识别自己的情绪，好好说话开始吧。